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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金融学的“宏微观裂痕”与制度金融学

 传统观点将金融学划分为微观与宏观两大部分。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在《金融博览》撰文指出,经过几代经济学家多年的理论努力与学术积淀,借助中国金融改革过程对宏观金融理论提出的更为紧迫的需求,属此领域的银行体系、金融监管以及货币政策等问题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验与锤炼机会。

  当前金融学的宏微观部分应为对方敞开理论大门,以平等的学术身份进行充分的理论“交易”,以期创造和分享更多的理论“交易剩余”。同时,在对这种理论沟通机制的探寻的过程中,制度金融学应运而生。敬请阅读。
 想必是受到经济学领域学科分类的影响,不少经济学家特别是改革以来的部分中国学者倾向于将金融学划分为微观与宏观两大部分。一般而言,与微观经济学的结构大致对应,金融学的微观部分(或者微观金融学)主要研究金融市场与金融定价问题,具体包括家庭或者公司金融决策、企业资本结构、金融市场行为、金融资产价格以及证券投资组合等内容,它与所谓新古典金融学的框架也基本上等量齐观。

 曾经让国内部分长期从事金融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士感到困惑甚至焦虑的是,微观金融学一度被一些学者(其中绝大多数具有在欧美大学商学院学习金融学的背景)不无武断与傲慢地认定为“正宗”或者“真正”的金融学,除此之外一切所谓的金融学都是“冒牌”的金融学,而金融学的宏观部分(或者宏观金融学)便属于此类金融学的范畴。

 仅就既有的金融学结构而言,将金融学的宏观部分究竟划归何处,是容其暂寄于所谓(主流)金融学的“篱下”还是拓展门厅让其“登堂入室”,抑或径直遣送回经济学的“原籍”,这种无谓且不乏庸俗的学术名分争执还会持续下去。
 其实,不管“正统”的金融学观点如何看待,在中国,经过几代经济学家多年的理论努力与学术积淀,宏观金融学(近似地对应于“货币银行学”)早已自成体系,且不乏独立发展能力。
  不仅如此,借助中国金融改革过程对宏观金融理论提出的更为紧迫的需求,属此领域的银行体系、金融监管以及货币政策等问题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验与锤炼机会。
  与此同时,不少宏观金融学家还在此过程中敞开胸襟主动吸纳和利用微观金融学的原理与工具,逐步形成了一个包容宏微观领域的金融学结构,其中不乏重要的思想建树与理论发现。

相比之下,微观金融学家的努力及其收获要少许多。这在客观上自然可以归咎于现实的金融市场发展没能提供成熟稳定的研究条件,但也与其“超然世外”、封闭内向的学术心态不无关系。

不少自命正统的微观金融学家长期疏离于如火如荼的金融改革与发展现实,他们不对中国金融市场变革过程所涌现的特殊现象与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深究和逻辑考察,并据此尝试性地提出全新的理论命题,而是倾向于先入为主地抱定那些“先进而精巧”的金融分析工具对几乎所有相关问题进行同一流程的“机械”求证与检验,所得结论无论在理论还是政策上都乏善可陈。
  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只能躲进为自己精心堆砌的象牙塔中“孤芳自赏”。
 显然,至少在中国,将宏观金融分析排除于金融学的主体结构之外是部分微观金融学家极具“自寻烦恼”性质的一厢情愿,且在某种意义上纯属一些学者由于维护狭隘学术利益和门户之见而刻意编导的理论闹剧。
 按理说,只要自身保持对微观金融理论的兼容并蓄态度,宏观金融学原本无须理睬所谓“正宗”金融学的傲慢与偏见,依然可以坦然前行。如果从今往后的金融学发展需要宏微观部分联袂而行,那么,微观金融学家无疑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上述原属人为设局的理论“内讧”并非完全没有意义,它至少凸显了金融学宏微观部分的相互在意、无法割断的内在瓜葛以及本应整合但尚未整合的理论“痛楚”。若撇开孰是孰非的金融学“正统”之争,无论是分析方法与基本假设还是研究对象与价值取向,微观金融学与宏观金融学的确存在不小差异。仅从这种意义上看,微观金融与宏观金融长期深陷弥合困局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导因于双方对其理论机理与分析范式的相互不了解。
 因此,当下首先要做的是金融学的宏微观部分都要为对方敞开理论大门,以平等的学术身份进行充分的理论“交易”,以期创造和分享更多的理论“交易剩余”。金融学宏微观部分的理论交易,不仅是学科沟通整合的需要,也是增进实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紧迫要求,因为实际金融运行的许多宏观后果每每发现微观金融因素越来越清晰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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